老重庆下半城忆旧

背景：老重庆以大梁子(今新华路)为界，划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。早年的下半城实为城市重心。

　　八面来风 商号林立

　　下半城系因水运兴旺而盛。沿长江东起朝天门，西到黄沙溪，码头一座连一座，客货到此，爬坡不多即可入市。那时江中舳舻相接，帆樯遮天。云南的火腿、烟草，贵州的窖酒、药材，四川的蚕丝、桐油，本埠的猪鬃、白蜡等等，都从这里装船起运，通江达海。各方商贾云集，陕西、江西、江浙、湖广、福建、山西等地商人在东水门一带建起八省会馆。重庆开埠，海关选址白象街的糖帮公所。

　　1890年，第一家洋行立德乐洋行立足陕西街，接踵而至的有英商怡和、太古、茂隆、白理等洋行，法商异新、柯芬立、吉利等洋行，美商利泰、永丰洋行和美孚油行、胜家缝纫机公司，日商大阪、太和、新利、聚福等洋行，德商瑞记、美最时、宝丰等洋行。

　　商贸促进了金融业。因银两携带不便，1821年，山西人雷履泰在下半城开设日升昌票号，代办汇兑。晋帮票号随之长驱直入，最多时高达25家。后起之秀钱庄、银行也多集中在下半城，清末有通商、浚川源、大清银行，抗战前有四川、聚兴诚、美丰、川盐等银行，抗战时期更有中国、中央、交通、农民等国家银行入驻。

　　英国的毛呢、花纱，日本的五金器材、味精，美国的颜料、油灯，印度的香料、首饰，在密如蛛网的洋行内交割。各类汇票、银票、账单、清单，在多如牛毛的钱庄里兑现、结算。江边的旅馆凉爽通风，兼可观景，客商过往自然多愿住此，赴京赴省赶考的学子也多愿在此下榻。客人中还有催款的师爷、逃债的佃户、浪迹江湖的艺人、云游四海的郎中。每至夜幕降临，便有弹琵琶、抱月琴的艺人，敲扬琴、唱小曲的歌女来店卖艺，为旅客们消愁解闷。

　　早年的《广益丛报》曾写道：“吾渝之繁华，多在长江畔一侧。”

　　时代舞台 名人留踪

　　清末下辖36州县的川东道道台衙门设在莲花街，后来改名道门口。道台为正四品，职位在巡抚与知府之间，是省里派来的监督者。川东道最后一任道台名叫朱有基，他得知同盟会发动起义，吓得弃印而逃。重庆府设在新丰街，知府为从四品，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出则鸣锣开道，入则警卫森严，自有一番威风。巴县衙门设在鱼市口，知县为正七品。辛亥革命时，重庆知府钮传善、巴县知县段崇嘉被迫到会，缴印投降。

　　清末民初军队指挥机关称镇署，设在金紫门内，坐北朝南，依山而建。主官清末称总兵，民初称镇守使。1935年红军长征到贵州，贺国光率中央军参谋团到重庆，在镇署旧址设立委员长行营，部署“围剿”。抗战期间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此办公。解放后，先后由《新华日报》、《重庆日报》使用。

　　地方法院设在南纪门，现存。这些衙门相聚不远，开会议事乘轿子可达。

　　1866年，大清邮传部电报局在下半城发出第一份电报。闻名遐迩的“麻乡约”总部首创民信业务，除代办邮件，兼可提供轿子送人长途旅行。下半城涌现的还有本埠第一家报馆《渝报》，有名的《新蜀报》以及《新局夜报》、《全民周报》、《世风周刊》也在这里开张。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亦占有一席之地。

　　曾几何时，“作家书屋”里聚集着老舍、姚蓬子、马宗融、何容等一帮作家文人，谈天说地，嬉笑怒骂。军事委员会肃立着各战区的司令长官，等着蒋委员长训话。中央银行里出现过宋子文、孔祥熙，为千疮百孔的战时经济大伤脑筋。

　　吃喝拉撒 一应俱全

　　要吃饭，川菜重庆帮的包席馆多在下半城，“宴喜园”、“双合园”、“群林宴”、“积义园”、“聚珍园”，每家碗盏设备均在200桌以上。“留春幄”在订制的餐具、茶杯、毛巾上印有店名，顾客落座，堂倌奉上的不是清茶，而是一两鸡丝面。

　　要喝茶，吊脚楼中藏着无数小茶馆，备有竹片躺椅，可坐可卧。凭窗眺览青山一片，四时八节景物不同，随心裁取，皆成画幅。要吸烟，街巷边有的是烟馆，“华其居，丽其设，精其器，工其烟”。“有瘾无瘾者，无不乐于斯设”。要喝花酒，花街子一带便是红灯区，青楼女子倚门而立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全国公教机关纷纷迁渝，众多的下江人随同新交的三朋四友，在高高的石梯坎爬上爬下，闯五州荡六合。下半城一带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走几步便有一家小餐馆，蒜泥白肉、麻辣小面和牛肉锅盔卖得上好。西大街一带的茶馆里，说评书、唱川剧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推牌九、押单双的吆五喝六，所以总是座上客常满，壶中茶不空的。

　　如今的下半城洗净铅华，早晨染一身斑斓的辉煌，看潮起潮落，高远游移。夜来任江风习习，错乱一头青丝，想起都市里迷离的脚步，树影下遗落的情感，便有被灯光拉长的思绪。下半城，一风一物总关情。